《北大法律评论》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独立组织和编辑的刊物，创刊于1998年。作为国内首家，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生主办的法律学术刊物，其成立填补了中国法律学术刊物的一项重大空白，并代表了国内法学界对美国主流法律学术刊物的办刊模式：学生主办的“LawReview”（法律评论）的成功借鉴，并因此赢得了各方的广泛关注、支持与赞誉。
《北大法律评论》完全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读学生独立组织和编辑，运作经费也由其自筹。起初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自2005年起，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固定出版一卷两辑（分别于1月和7月各出版一辑）。截至2012年10月，《北大法律评论》已出版至第13卷第2辑；共出版25辑。作为北大出版社重点建设的一个品牌，《北大法律评论》已在中外法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成为国内法学前沿理论、重大理论难点的重要聚散地与创新平台，成为中国法律人的重要思想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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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大法律评论》创刊于1998年，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独立组织和编辑的法学学术刊物。《评论》坚持学术自主、自尊和自律的原则，秉承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人文精神。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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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纷纷大修；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性实验亦层出不穷。诉讼法学的知识创新恰逢历史良机，诉讼法学者施展自己学术才华的舞台亦将空前广阔。
在西方国家,证据法的跨学科研究是为了弥补和回应传统证据法教义学在应对相关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应运而生的。由于证据法本身的学科特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学跨学科研究相比,证据法跨学科研究显得更为彻底也更为开放。证据法教义学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关注对象、研究方法、知识资源和开放程度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两者存在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在当前背景下面临证据法规范建构和司法证明过程控制的双重任务,这决定了证据法教义学、证据法比较法研究和证据法跨学科研究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我国的证据法跨学科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学科建制基础并产出了初步的成果,但是也存在本土化不足、跨学科资源还未充分整合等隐患。
面对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挟制之下的有限空间,刑事证据规则的地方生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国刑事证据法制化运动中的特殊景象。作为对刑事证据立法社会需求的地方性回应,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在客观上具有＂释疑解惑＂＂拾缺补漏＂＂检验试错＂的功能,有益于刑事证据法的信受奉行和制度创新。然而,地方表达的内在局限与外部制约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刻意＂创新＂、过度＂地方化＂、僭越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宏观上搭建地方规则与刑事证据立法良性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并在清理现有的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地方表达疏导机制,力求实现地方司法机关适时＂造法＂,造出＂良法＂,最终实现＂良法＂＂善治＂。
法律拟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立法技术,其正当性却一直备受质疑;由于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和思考的图像性,不可能通过符合纯粹逻辑的方式制定法律,采用相对简化的规则设置拟制的条文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在同一性与差异性辩证互动的诠释循环的思考路径之中,两个不同的构成事实具有同一的意义和关系是制定法律拟制的决定性因素;同一的意义和关系是诠释循环中形成的比较点,具体表现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沟通了实然与应然,是制定法律的本体和核心。法律拟制并非立法者恣意的行为,需要通过事物的本质所展现的规范目的来控制其正当性。
本文以代表制度的三大基本问题＂代表谁＂＂谁代表＂和＂如何代表＂为线索,介绍和分析其基础性理论,并以英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代表制度实践为例,揭示代表制基础理论内在的变迁与张力。对代表制的理论阐释和典型案例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代表制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内在张力,凝聚现代民主代表制度所应持守的重叠性共识,也有利于厘清代表、选举与民主这三个重要议题间复杂且颇受争议的关系。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代表制与民主并不同源,但在现代社会已成为民主制度可行且可欲的落实方式。代表制并不必然与选举相连,但选举是现代社会中被代表者表达对代表同意的最重要途径。由于代表概念本身存在的二重性,以及在根本性政治社会想象上的分歧,代表制对于代表本身特点及其行为方式的要求存在内在紧张。这种紧张难以彻底调和,但应当纾解,其底线在于防止代表制对民主的潜在威胁。
过失责任是私法自治的原则,过失侵权因此是不具有＂惩罚＂或＂强取＂等公法意涵的,但现行的实务与学说有不少是与之违背的。本文说明,确定过失的时点应是行为人增加了危险之时,而非行为人尽其所能仍无法避免损害之时,过失无须客观化。过失客观化之论将过失行为的确定时点推得太晚。行为能力愈弱,过失标准愈高。法律经济分析的能力标准之论将过失行为的确定时点拉得太早了。
内容摘要：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证券执法取代市场准入管理成为监管者的工作重心。正确认识执法的制度价值并寻求有效的执法策略,是监管者纾解膨胀的执法需求与有限的监管资源之间紧张关系的必由之路。证券执法除了具有惩戒违法者、威慑潜在违法者的功能外,还应被赋予补偿投资者的制度价值。在美国,作为有效执法的保障,证券交易委员会享有独立的执法地位、充分的执法权力并占有相对充足的执法资源。以此为基础,证券交易委员会选择适当的执法策略,妥善处理执法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关系,建立并维护了一个公正、透明和有序的市场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我国的执法机制与美国有共通之处,应借鉴后者积累的成功经验,提高我国证券执法的有效性。
医师的释明义务在传统德国医事刑法理论上占据重要位置,最近又借＂假设同意＂理论再次成为医事刑法上的热点问题。在《德国民法典》以立法形式确认医师的释明义务之前,释明义务的相关发展多由司法判例和学者讨论推进,而司法实践对医师释明义务的态度也并非一以贯之。本文试图梳理德国医事法实践中医师释明义务的发展历史,描述司法机关从反对到支持,再到不断扩张释明义务范围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所谓＂假设同意＂制度进行限制的过程,进而分析假设同意制度在刑事政策上的合理性和教义学上的争议,以及在假设同意之外限制医师责任扩张及解释说明义务的其他途径。
时下学界热议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在增进我们对于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等基本问题之认识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们对于彼此的一些误解和成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并捍卫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法教义学是法学的核心。这并非有意过度提升法教义学的地位,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厘清法学各学科的内在脉络与基本性质。无论是从法教义学的性质、范围、功能及法学教育的理想来看,还是从社科法学在知识生产与应用上对于法教义学的依赖来分析,以上命题均是可以成立的。装＂和＂法（教义）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向＂这两种现象,还应看到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相互合作与相互促进的一面。
殖民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了大量文物,当代也有文物外流,但当前的国际公约体系对文物返还问题几近束手无策,而各国国内法更无法提供救济。本文反思了文物追索中的困难及其思想与制度根源,阐明了：前殖民国家对文物的非正当的占有,被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私权神圣理念和私法保护所正当化,这一法律强权,截断了基于历史的权利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历史的占有。
在行为人的行为决定性地影响了因果流程,并由此导致刑法上法益侵害的同时,如果第三人的行为所启动的因果流程仍在发挥作用,则需要考察该第三人是否构成帮助犯。基于从属性原理,要成立帮助犯,帮助者在客观上必须针对正犯实施或即刻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加以支持或促进,在主观上则需要认识到自己相应的帮助行为。进一步说,正犯行为创设了危及法益的危险,而帮助行为则是对这种创设法益危险的正犯行为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从而提高了正犯行为中的危险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当有明确的犯罪证据时,知情的当事人若仍然对相应的正犯行为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则均有可能成立帮助犯。
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是通过合义务替代行为的思考方式,检验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与法益损害之间的特别规范关联。这与过失犯规范要素的基准行为化、评价重心的客观归责化是直接相关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所检验的特别规范关联与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构成要件的保护目的并不相同,后者划定了规范发挥效力的范围,前者则意在确认该规范在此范围内的个案实效性。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假定因果关系都运用了假设性思维,但在具体思维类型、替代因子的选择、判断的目的及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应混淆。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检验是规范实效而非事实判断的问题,属于风险实现而非创设风险的阶段。在合义务替代行为依然可能产生法益侵害后果的场合,若能判定履行义务行为显著降低了结果发生的概率,即可进行不法归属。
风险增高理论虽然在客观归责论中饱受争议,但未抵触罪疑唯轻原则。罪疑唯轻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事实不清,而风险增高理论只是构成要件规范判断的内容。风险增高既不属于风险创设阶层,也不属于事实归因范畴,而应定位于风险实现。在刑法教义学上,风险增高理论确实混淆了实害犯与危险犯,但这已属于制裁规范的判断领域;在行为规范层面,风险增高理论具有刑事政策学的价值,符合行为规范的功能定位,应予肯定。在方法论层面上,应确立起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相区分的观念,并以此为线索,对犯罪论体系展开分析。
对于企业并购中的合同责任,《合同法》买卖合同一章的规定应参照适用。无论是资产并购还是股权并购,只有作为企业的整体存在瑕疵时,才构成企业并购标的的瑕疵。在股权并购场合,应抛弃德国司法实践和学界通说的做法,不必探求转股比例为多少时股权转让才构成企业买卖,而是应承认权利（包括股权）买卖时也可能存在物的瑕疵。因而对于企业并购交易中标的瑕疵的认定,关键是根据《合同法》第61条及第62条第1项的合同解释规则探求买卖标的的应然状态。
如果一方有权合法地对另一方造成损失,则该方通过索要对价来令另一方免受此损失并不侵犯后者的权益;相反,这种选择权的存在对后者有利。法律可能只是为了使人们免受作出此等权衡选择的精神痛苦,而将之列为被禁止的敲诈勒索行为。不同情境下的敲诈行为具有本质共通性,但或被认为合法,或被认为违法。特定行为是否违法,取决于实体性的社会道德观念,而不存在一以贯之的逻辑标准,故对具体情境下的敲诈之合法性的社科法学分析不可或缺。如果媒体兼具报道企业负面信息的权利、不报道的权利和收费后方不予报道的权利,可能将更有利于社会。这是媒体对劳动果实变现方式的选择,也受到了新闻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约束。媒体并无对公众＂知无不言＂的法律义务,＂有闻必报＂不符合新闻业的运作规律。＂有偿不闻＂亦提高了企业从事负面行为的成本。如果媒体无法、无意愿从报道中获得激励,便意味着新闻市场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单纯禁止媒体＂有偿不闻＂,可能会导致媒体减少对企业负面行为的关注,因为报道获得的收益未必足以涵盖成本。对＂有偿不闻＂仅用公法责任惩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从当代中国的结社权保障实践和大国治理的现实难题出发,可以提炼出一套＂国家治理结社观＂。不同于主流的＂法条主义结社观＂,在这种路径看来,国家是否保障、何时保障以及如何保障公民的结社权,取决于国家维持乃至于提升其政绩合法性方面的考虑：公民结社权的行使不能影响到政绩的稳定生产,一旦出现问题,国家必然诉诸＂运动式治理＂机制加以解决;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地区的差别极大,对于结社的需求亦不同,因此全国一刀切式的保障模式并不可行,中央与地方需要在此事项上形成某种分权状态。而基于具体实践的分析可知,自1978年至今,当代中国的结社权保障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即1980年代的＂放任型保障模式＂、1990年代的＂消极型保障模式＂和21世纪以来的＂地方型保障模式＂。本文认为,目前国家的社团管理体制大体上能够满足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大写的国家＂与＂小写的国家＂间的具体互动结果将决定未来新的结社权保障模式的形成。
作者：爱德华·拉宾 唐学亮 张云龙 期刊：《北大法律评论》 2015年2期
民主作为现代法政理论核心,现代政治社会公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亦是我国宪法的庄严承诺。本期刊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Edward L.Rubin教授于世纪之交所撰的《超越民主》一文,旨在从理论层面回应这一常谈常新的话题。Rubin教授认为,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发展进程中行政权力不可避免地扩张而使得起源于前现代的＂民主＂概念无法为当下诸多政治实践提供合理解释。有鉴于此,Rubin教授主张将理论目光聚焦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取代民主的替代性描述。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集中于民主概念与民主理论的历史性分析与批判;后两个部分则分别集中于选举和行政层面分析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本文堪称20世纪民主理论之＂巡礼＂。
功利主义与罗尔斯代表的平等主义在社会基本正义框架上的分歧绕不开在主体本质问题上的深刻争论。在该问题上的立场直接决定了差别原则下对最小受惠者的定义和身份识别,并影响平等化诉求的阶段、强弱和彻底性。主体在本质上越是不可分割,该不可分割性越是深刻、弥久,平等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分歧就会越尖锐和不可调和：主体本质越是松散、可片切,两者之间的分歧尽管可能仍旧存在,但是会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减弱。政治哲学必然不能如罗尔斯所愿那样浮在道德、哲学或者本体论争议的表面,必须直面主体本质上的一系列深刻问题。
自保威慑论是一种足以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相抗衡的新的惩罚理论,其对国家惩罚系统的辩护可以分为两步：如果个人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则其就有使用自动惩罚装置的威慑惩罚权：在个人具有这种威慑惩罚权的基础上,其将该权利让渡给国家是合理的。根据自保威慑论,刑罚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在于该处罚是否具有足够大的威慑成功率,预期威慑率大于阈值T的惩罚方可获得道德辩护,这就是＂自保威慑原则＂。当然,自保威慑论也可能面临诸如第一推动难题、模型妥当性和重刑主义倾向等问题。
请求权基础方法,是将民事实体法适用于具体个案的方法。在法学院的案例练习课程中训练请求权基础方法,可以有效地训练检索法律以及法律资料的能力、发现法律解释上的问题并进行解决的能力,实质性地提高法律技能。本文以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为例,演示了请求权基础方法在一个较为复杂的疑难案件中的运用,并在分析过程中,对《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了解释。本文还简要地介绍了请求权基础方法与民事诉讼的关系,请求权基础方法之下需要分步骤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请求权的发生、请求权的消灭、被请求人的抗辩权）,以及该方法对于养成清晰的法律思维的意义、对于法律实务工作的价值。
专断医疗侵犯了病人的自主权，所以，基本上不受容许。依据医疗伦理原则，医师实施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前，应尊重病人的自主意思，必须以病人的同意为前提。但是，某些例外的情况，如病人昏迷而不能自主决定或病人所作的决定不合常情而可能危及生命时，医师也许要采取专断医疗。这种情况下的专断医疗，在刑法上是否要加以责难，有讨论的必要。以耶和华见证人拒绝输血为例，医师在医疗过程中，如果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违反其意思而输血，刑法上不能评价为违法。因为，在“防御性医疗”当道的情况下，懂得自保的医师只要迎合病人的决定，既可以快速了结医疗案件，又可以免除法律争端，何乐而不为？唯念念不忘救人的善良医师，才可能作出违反病人意思的医疗决定，刑法不应苛责此类医师。
有效的患者同意以医生充分履行说明义务为前提，在能够通过充分说明进而获得患者有效同意之时不予说明的情形中，德国民事判例率先提出了假定同意这一法律概念，20世纪90年代之后，假定同意逐渐被移植到德国刑事判例之中，并且成为德国刑法学上被广泛探讨的一个问题。虽然假定同意已经在德国判例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但其无法在现有的德国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觅得一个妥当的体系性位置，无论是试图将其定位于构成要件层面还是违法性层面，抑或是将其定位于犯罪论体系之外的其他可罚性条件的努力，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假定同意与现有的德国刑法理论的诸多原理存在冲突。因此，在当前德国的法律框架下，应当彻底否定假定同意这一法律概念。由于假定同意的根本问题在于患者利益与医生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冲突的可能途径是创设专门的“专断性医疗罪”。
作者：甲斐克则 刘建利 陶沙 期刊：《北大法律评论》 2015年1期
在判断医疗事故中的注意义务时，如医学准则已确立则可以参照此医学准则，但这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逻辑上应该以是否存在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为判断标准。针对团队医疗事故，可以用“过失犯脱离”理论来处理过失竞合的问题，而能否适用“信赖原则”则取决于是否存在实质性的信赖关系。刑事法介入相关医疗事故必须要有利于促进医疗安全，应保持一定的“谦抑性”。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实际上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其主要功能是分流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申诉信访案件，但目前其职能定位却是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种实践与表达的背离，至少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北京的信访压力略有减轻，但访民成本未见明显减少，同时还激发更多申诉信访案件涌入巡回法庭。第二，由于本部二审民商事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巡回法庭可审的案件并不多。近期内，巡回法庭可以将精力投入贯彻主审法官制等各种改革举措，从而展示法院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本部也会将大部分二审案件转交由巡回法庭审理。从长期来看，如果案件数量仍不足，巡回法庭可能会通过推动诉讼管辖标准的调整等措施，将原本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部分二审案件上移到巡回法庭。尽管巡回法庭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但改革不能以成本增加、权力更为集中为代价。
为了解释财产权的起源，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相关理论并选择了诉诸许可法，这使之既不同于格老秀斯式的契约财产理论，也不同于洛克式的劳动财产理论。通过追溯许可法在12世纪教会法学家那里的用法，可以看出康德立足于一个传统之中；而通过回顾康德在不同时期对许可法概念的使用，它的意义在康德思想中的转变及其原因被揭示了出来，《道德形而上学》中的许可法也被表明为是对应于自然法一般性禁令的授权规则。
关于共犯立法体系，我们不必在区分制与单一制之间“选边站队”，只需根据形式的客观说首先区分正犯（即实行犯）与共犯，然后根据作用大小区分主犯与从犯。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是关于教唆未遂的注意性规定。因果共犯论中的混合惹起说具有合理性，根据限制从属性说和实行行为性原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过失共同正犯问题是个假命题，既然能够肯定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完全可以以过失同时犯处理。根据行为共同说和因果共犯论，应当肯定片面共同正犯。承继共犯否定说是因果共犯论的当然归结。以“因果关系切断说”处理共犯的脱离，是因果共犯论的当然结论。因果性只是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片面对向犯的不处罚根据是缺乏违法性（包括实质的违法性）或者有责性。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通常应否定中立行为的帮助的可罚性。
现代民主政制中存在平衡政治稳定与政治变革的“宪法变迁难题”。从功能主义来看，美国司法的宪法解释以潜在的方式发挥了特殊的宪法变迁功能。作为宪法解释方法的两极，活宪法以“理性”来完成宪法变迁，而原旨解释以“历史”作为宪法变迁机制的基础，强调“高贵谎言”的法学态度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美国种族判决以及后续“文化内战”的政治变革分裂了法律人共同体，这种宪法变迁机制面临危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律图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次到好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法律图书行业呈现出一片萧索景象，法律图书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残存下来的对苏联法学作品的翻译，法学教材也是在立法进程开启以后才逐步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法律的制定和法治建设的推进，法学图书逐步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转变历程；目下，法律图书则正在经历着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行业发展过程。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法律图书市场上存在着法律教科书、法学专著、法学译著、司法实务图书、司法考试辅导书、法学“闲书”等可堪培育的法学图书类型。
援用本刊规范：苏力：“作为社会控制的文学与法律——从元杂剧切入”，载《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般体例1．引证应能体现所援用文献、资料等的信息特点，能（1）与其他文献、资料等相区别；（2）能说明该文献、资料等的相关来源，方便读者查找。
这个稿子第一次投的时候，编辑直接拒稿，理由是描述性语言太多。于是删掉了一些描述性句子，加了一些讨论，重新投上去，编辑后面处理的很快，10月底投稿，1月中收到录用通知，从投稿到录用大概两个半月。
审稿期2个半月左右，3个审稿人，一个直接接受，两个小修。返回后三个星期接收。投《北大法律评论》创新性和杂志的符合度一定要高，每个审稿人都是要打分的，切记！
《北大法律评论》确实很给力。投稿大概半个月就了初审修改意见，然后复审花了一个半月，最后排期录用。整个过程花了3个月。第一次投《北大法律评论》，感觉不错，推荐大家投稿！
《北大法律评论》杂志出版了很多经典著作，经典往往用来收藏的，尽管有些方面的看法有些与当代的状态有些不匹配，但总的来说，不失为一本好书。。。
融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文章实用，深入浅出；这类的内容我都挺喜欢的，自己也觉得要续订下去，送来的时间也是特别准时，给发表之家点个大大的赞。
正好三个月，其中外审意见有一个需要做的工作比较多，所以自己修稿拖得时间有点长，以至于到了月份才录用，开学才能收到录用通知。编辑老师很认真，打电话问也很耐心的讲解。
审稿一般三个月，分内审和外审，内审一般一个月给答复，如果满足要求进入外审，外审需要两个月左右时间，如果该刊物认为你的文章适合发表，再收取版面费和审稿费。北大法律评论较为正规，每次电话询问都及时回复。
由于北大法律评论实行的是一票否决，一旦遇到负面意见就直接报退，如果第一个审稿意见是负面的且比较详细还好，但一旦第一个审稿意见是负面的但又没什么实质内容，那么第二个审稿意见也看不到了，一个多月的审稿时间就白白浪费，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2014年中了两篇，编辑和审稿人很负责人，审稿速度是相当的快，其中一篇有一个审稿人审了4天就结束，结论是直接接受发表。大家，再接再厉。
投完之后就没动静了，等了一个月的时候退修，提交修改稿后又没动静了，我以为把我的稿子落下不审了呢，结果又过了俩月给我发邮件告诉我接受了。交完版面费都十多天了还没动静呢。反正我觉得有耐心的人投这个是可以的，也很好接收。
